邹广文:技术时代,文化何为?

蒋南翔留给清华的无尽财富

对于往事的中国记述

来源:光明日报 2014-1-16 邹广文

来源:北京教育 2014-1-17 顾淑霞 陈超群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4-1-15 刘东

  不知不觉间,人类步入了一个越来越精致的技术时代,并为其左右。

编者按:

  让我们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谈起。作为一个“爱智者”,他虽然淡化了其老师柏拉图对于诗人的愤怒与轻蔑,却仍在这本书中排出了“哲学强于文学、文学强于史学”的知识等级序列。

  这里所说的“技术时代”,不仅仅意味着使用技术广泛渗透于我们的物质世界,而且更是意味着技术成为了一种难以察觉的社会意识形态,开始深度地干预并塑造着人类的文化生活。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认为,技术时代是人类的转折时期,其重要特征是科技成为决定的力量。

  他1913年出生于江苏宜兴,“一二•九”运动的重要领导者,抗日战争时期到南方传播革命火种者,东北青年运动新局面的开创者,在团中央承担重要工作,出任清华大学校长,探索社会主义办学道路,用唯物辩证法指导学校工作,密切联系群众、爱护青年和干部等等;他提出:克服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建立和发展新技术专业,促进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坚持“又红又专”培养学生,因材施教、殊途同归,试行半工半读,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坚持两点论,反对本本主义,不做墙头草随风飘,依靠“两个车轮”推动工作等教育思想和观点已经在教育界甚至在其他领域产生了重要而持久的影响;他被陈吉宁校长称为“清华之魂”,他就是忠诚的共产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教育家、青年运动的著名领导者蒋南翔。2013年11月,刘延东副总理在纪念蒋南翔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高度评价了他的一生和他的教育思想,提出要学习、继承和发扬这笔宝贵的财富。对于一位在教育领域特别是在高等教育领域有重要影响的教育家,我们深感有责任将其博大精深的教育思想让更多的人感知和分享,在以飨读者的同时,也期望给处于深化综合改革阶段的高等教育提供一点启发和借鉴,因为思想的光芒总是会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界限。

  所以,如果我们还保有对于异在文明的敏感,尚未被近代以来的西方冲击所全然同化,那么我们就不妨说,在古希腊的文化发展历程中,之所以有传统上所谓的“文学年代”和“哲学年代”等等,其底层的原因就在于,文学、哲学和史学各科,一直都在相争与角力。

  今天的社会生活似乎在验证着雅斯贝尔斯的观点:现代科学把世界带进了实验室,现代技术则反过来把实验室引进到世界之中。科学之“眼”和技术之“手”将世界日益建构成一个人工的技术世界。这里仅举一例。十多年间,手机从奢侈品进入寻常百姓家,很难想象今天的人如何过没有手机的生活,而且我们使用的手机由按键式操作升级为智能触屏操作,这一技术革命从一定意义颠覆了“手机”的定义——移动电话。今天的手机成了个人数据终端处理器,通过手机人们不但可以超越空间面谈,还可以用两根手指在屏幕上随意拉伸一张图片。曾经,如果两个人的生命轨迹没有交集,可能一生都无缘相识;现在,打开微信便可以认识附近的陌生人。

  他是“一二•九”运动的重要领导人,曾经呐喊“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他是清华大学任期最长的校长之一,“给面包还要给猎枪”“又红又专”“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他的很多个性化话语至今广为流传,他被清华大学陈吉宁校长称为“清华之魂”—他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教育家蒋南翔同志。

  然而这种情况,对于同样处在“轴心时代”的中国人来说,却完全是不可想象的。无论如何,史家在中国文明中的地位,显然都是相对更高的、不受争议的;而他们所代表的那种知识类型,也是所有学者都必须具备的。

  在传统社会,技术是内在于人的生活世界的。面对技术,人们可以从容地展开自己的生活。但是在现代社会,技术缩小了人的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的距离,颠覆了我们对生活世界的传统理解,今天的人类面对日新月异的技术世界似乎在疲于奔命。技术世界在本质上是拒绝时间的,“没有最快,只有更快”,只有在快节奏中,产品才得到不断更新换代,资本才会不断地增值进而达到利润的最大化。

  纽曼的自由教育思想、洪堡的教学科研相结合的理念、佛兰斯纳的现代大学理念……纵观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著名教育家的思想理念都在特定历史时期影响和改变了大学的发展历程。对清华大学来说,蒋南翔的教育思想同样已经融入了学校的历史传统和办学风格,留下了随处可见的思想轨迹和绵延不绝的精神财富。

  由此,也就想到了露丝·本尼迪克特的“文化相对主义”——无论她的具体论点如何受到学术史的洗汰,然而她那种富含平等精神的方法革新,都从未显得过时。

  在利润面前,时间被最大限度压缩。与之相对,文化需要体验、回味、甚至沉思,这些都需要时间的积累。如诗词歌赋这些需要在时间的延展中呈现其魅力的文学艺术形式,在技术时代的处境越来越尴尬。时间性是人类文化的重要规定性,时间标示了人过去、现在、未来三个维度,文化的品质常常需要在时间中体现。在当下,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越来越翻新,但文化的内部价值含量却没有增加。过度关注技术与形式,无形中使我们忽略了在日常生活中点滴沉淀起来的文化品质,使我们失去了对记忆的兴趣,失去了对生活变化的敏感与热情。

教育要思近谋远,保持正确的办学方向

  从这样的立场革新出发,我们就可以推导出,对于处于不同“文化模式”的人类部落而言,“记述往事”这样一件文化工作,尽管从来都属不可缺少,但其意义也是不可通分的,而它们经由源头流过来的河床,也是大相径庭的。

  不能不说在我们的时代,人文在向技术投降。技术这种向生活的全面渗透,导致了技术与人文的分裂:一方面极大地给人类带来了便利,使人们日益陶醉于技术万能的神话中;另一方面也使人类越来越疏离了我们对现实生活的感受。今天的人们越来越少在文化的细节上动脑子,而更专注于开发新的文化形式。结果文化同技术一样,越来越没有灵性,变成拒绝时间的、一次性消费的东西。当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依赖媒介与技术,以至于当人为的形象符号和各种虚拟环境成为我们沟通世界的主要通道之时,虚拟与真实的界限就被消解了,虚拟时空取代了真实世界。

  蒋南翔1913年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在青少年时期就向往光明、追求进步。他早在中学时就开始参加爱国运动,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次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任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北平市西郊区委委员、北平市学委书记,主编《清华周刊》和《北方青年》等进步刊物,在参与领导学生爱国运动的实践中锻炼成长,成为我国青年运动的著名领导者。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12月,时年39岁的蒋南翔出任清华大学校长,从理论到实践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造性的办学指导方针,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思想体系。

  就中国与西方的不同史家传统而言,简要一点儿说,它们一个是来自《尚书》和孔夫子、司马迁和司马光,另一个则是来自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吉本和兰克。

  无论如何,技术不能异化,不能朝着反人类的方向发展。技术要有人文关怀,一定要回归人的生活。今天,我们要自觉反思:技术会给人类带来什么改变?技术将会以怎样的方式介入到人的精神领域?换句话说,技术会对我们的文化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技术不能做什么?技术的进步并不等于人类社会的进步。当代科学史家萨顿也提醒我们:“单靠科学,即使我们的科学比现在再发达一百倍,我们也并不能生活得更美好。”技术作为一种中性存在,只有赋予其人性发展的目的,才可能成为进步的力量。

  作为校长,蒋南翔认为当时的教育战线必须面向党和国家事业的全局,首要必须解决的是方向问题、是为谁服务的问题。他说,教育的根本意义在于培养一代又一代“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评价教育的成败优劣,归根到底取决于这两个问题解决得如何—“方向问题,是解决为谁服务的问题,也是教育战线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质量问题,是解决怎样更好地为人民、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问题”。他认为,“加强党的领导和坚持马列主义方向是办好社会主义大学的关键”。结合新中国大规模工业建设实际,他提出清华大学应成为“红色工程师的摇篮”,并强调“红色工程师”首先是社会主义建设者,然后才是工程师。他兼任哲学教研组主任,亲自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在他的主持和推动下,当时的清华大学有计划、有步骤地巩固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和组织阵地,对师生进行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那么与此相应,虽然同样都在记述往事,然而文化记忆这件事本身,在中国文明的结构中,却是由具有不同地位的社会精英所承担的,由此它的地位也要显赫得多,被看重得多。

  在技术时代,物质的世界越发达,人的存在感就越需要不同主体之间的对话与交流,越需要拥有一种直抵人心的人文关怀。我们的心灵不能被物欲所填满,一定要为人的可能世界留出空间,以方便人们去思考、体验和遐想。只有生命中洋溢着信念与思想,人才真正称得上是一种目的性存在。

  蒋南翔认为,教育问题在本质上是一个全局性的重大战略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因此,他坚持从国家需要出发确定人才培养定位。清华大学原党委书记李传信曾回忆说:“清华大学要出建设人才,教授、学者、工程师、厂长,这是最基本的人才,再往上就是出国家的栋梁了。清华大学在‘强国富民’这四个字上是负有责任的,是可以承担责任,是可以作出贡献的。”在这种思想的指导和鼓舞下,蒋南翔时期的清华大学特别重视学生的基础课学习,注重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强调本科生基础课要达到研究生水平。在蒋南翔的倡导下,通过借鉴苏联的教学经验,清华大学对旧有的教育思想、培养目标、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方法、教学内容进行了综合改革。比如,在教学计划中增加了基础课、技术基础课和专业课等内容,完善了包括讲课、实验、课程设计、生产实习、毕业设计等在内的教学计划,重新确定了各个教学环节的大纲,对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进行了系统改进,完成了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中的重要转型。

  对于这一点,即使到了中国文明已在解体的时代,我们也还能从早期清华国学院的教师构成中看出来——它那举世闻名的“五大导师”,虽然其知识面都非常渊博,但其中为主的都还是以史学名家的。

  

  蒋南翔始终积极推动清华大学的教育事业同国家的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坚持结合国家重大战略和国际科技发展进行学科定位和人才培养布局,创办了一批尖端技术专业和新兴学科,为我国科技进步和经济建设作出重要贡献,也为清华大学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清华大学原校长、国家教委原副主任兼党组副书记张孝文说:“南翔同志的最主要贡献是他的教育思想。在他思想的指导下,文化大革命前培养出来的一代大学生,作为我国改革开放二十五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他一整套教育思想的正确和可贵,已经在半个世纪的时间内,被广大毕业生的成长和实践的历史所证明。”确实,在蒋南翔担任校长的14年间,近3万名毕业生从清华园奔赴祖国最需要的地方,靠着过硬的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成长为各行各业的骨干和主力。胡锦涛同志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大会上深情回忆说:“当时,蒋南翔校长富有创造性的教育思想,刘仙洲、梁思成、马约翰、张光斗等大家名师执教讲坛、垂范学子的风采,令我们受益匪浅、终生难忘。”

对于道义和价值的深切关怀,对于历史责任的牢牢铭记,贯穿始终地成为这种独特史学的典型特征

教育要重在育人,促进学生的全面成长

  尽管在运用像“文学”、“哲学”这类产生于文明间的“洋泾浜术语”时,需要特别小心,但我们眼下可以姑且假设一下,如果在古代中国确实有过“文学”和“史学”的话,那么,对应着古希腊从“迷索思”向“逻格斯”的过渡、或者对应着它从“文学年代”向“哲学年代”的过渡,在中国这边的相应知识类型分化或发展,就应当是孟子所说的“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

  蒋南翔关爱每一名学生,给予他们思想和力量,这也是他办学理念最鲜明的特点。他多次提到,高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主张培养“又红又专、全面发展、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一代新人”。他对“又红又专、全面发展”做过深刻阐释:“红”是指政治方向,要拥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集体主义精神和敬业的品德;“专”就是要掌握先进的技术知识。“红和专的关系,就像你从清华大学西门出发去颐和园,你得经常抬头看看万寿山是否还在前面,这就是你的方向,但你大量时间是走路,应该是花在一步一步走路上。”
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他倡导教师要熟悉青年、了解青年、信任青年,要“像园丁栽培花木那样”无微不至地关心和关爱青年,帮助引导青年学生既要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又要掌握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练就专门的技术,同时还要有健康的身体,做到“思想过硬、学习过硬和身体过硬”。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清华大学的经验,应当引起全国注意。又红又专,那个红是绝对不能丢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写作《春秋》之前,神州就没有对于往事的记述了,相反,这种工作在此前也是由来已久的。比如,李泽厚就曾撰文认为,当时的史官这个职业,是从再往前的巫师那里演化而来的。

  为了帮助学生全面发展,蒋南翔提出并推动建立政治辅导员、因材施教生、文艺社团和体育代表队“三支代表队”。1953年初,他从三年级学生中亲自逐个审查,选拔了25名成绩优良、觉悟较高的党团员学生,请他们担任“双肩挑”政治辅导员,学会“两个肩膀挑担子”:一肩挑学生政治思想工作,一肩挑业务学习。经过“双肩挑”的锻炼,60年来,很多辅导员比一般学生具有更高的全局意识和业务水平,成为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和业务骨干。吴邦国同志在2011年3月视察清华大学时对辅导员制度予以充分肯定,并结合亲身体会勉励新一代辅导员:“做辅导员不吃亏!”

  但无论如何,儒家当时对于历史叙事的突出的道德关切,却开辟了记述往事的新型流派乃至主流流派,从而决定性地构成了中国史学的主要底色。

  蒋南翔强调通过社会实践和教育活动来提高学生的思想觉悟和业务水平,不主张学生花大量时间参加政治活动。张孝文曾回忆:1959年反右倾,有人做思想政治工作、对崇拜爱因斯坦等名人的学生进行批判,他立即要求纠正这种倾向,说毕业生中要是能出像爱因斯坦这样的学者,那是清华大学的光荣。他重视对有才能的学生进行因材施教,“如果我们不能培养出像林家翘先生这样的学者,就不能认为教育改革是完全成功的。”新华社原副社长徐锡安说:“为了加快培养部分能在业务上攻关的骨干,1963年学校从二年级起抽调少数有学习潜力的学生单独组织部分课程的教学,有的直接用外文教材,我们年级抽调了4个人,我也在其中,全校一共抽调了500人……蒋校长直接对我们这些学生讲话,勉励我们‘要创造新经验,要登高峰’……”

  正是基于它的高蹈于众的地位,我们才能领悟到,为什么孔子又会说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事实上,孔子这里所使用的、和“野”相对的那“史”字,首先都不是在描摹某种状态,而是在刻画某种社会分工。也就是说,它们的原初意义应当更为生鲜,是在切实地指谓某类实存的对象,并不能跟现代汉语中分工明确的形容词直接划上等号。我觉得,只有在明确了这一层之后,我们才有可能进一步领悟到,其实除掉上面提到的第一重关系——即“文”与“质”之间的关系之外,孔子这句话还涉及了另一重关系,即在“野”和“史”乃至“君子”这三个群体之间的对应关系。

  蒋南翔十分重视学生的体育锻炼。他说,旧中国大学生有的“一年级买眼镜,二年级买痰盂,三年级买药罐,四年级买棺材”“将来清华大学的学生,不仅业务上、政治上都要好,而且身体也很棒,独立工作能力特别强,争取至少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后来,“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这句口号影响全国,成为几代人的共同回忆。时至今日,每到下午四点钟,清华大学的校园广播里依然会定时响起熟悉的声音:“同学们,体育锻炼的时间到了。走出宿舍,走向操场,去参加体育锻炼,争取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

  这也就意味着,“史”这个字在这里指称的,当然不会是能写出《春秋》的“良史”,而是在此之前已然普遍堕落的、正分工掌管着文书的“祝史”,或者被孔子所深度厌恶的、只会“巧言令色”的“佞史”。对于这种社会的分化,章学诚的表述虽然不同,但也有大致仿佛的论述:

  蒋南翔紧抓学生的文艺社团建设,主张学生的文化活动应该做到“下里巴人”和“阳春白雪”相结合,既要抓好普及,也要抓好提高。他十分关心文艺骨干的全面成长,提出了建设好“两个集体”的口号—班集体和文工团集体,鼓励文工团员成为学习上、政治上都过得硬的学生。他经常找政治、业务、文体等方面表现突出的学生谈话谈心,常问某某文艺骨干的学习情况怎样,某某入党没有,入团没有?他从不拒绝学生的活动邀请,观看学生运动会总是从始至终,参加学生文工团联欢还自告奋勇演奏二胡,与学生打成一片。在他的关怀下,文工团人人努力奋进、力争全面发展。

  “三代以上之为史,与三代以下之为史,其同异之故可知也。三代以上,记注有成法,而撰述无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记注无成法。夫记注无成法,则取材也难;撰述有定名,则成书也易。成书易,则文胜质矣。取材难,则伪乱真矣。伪乱真而文胜质,史学不亡而亡矣。良史之才,间世一出,补偏救弊,惫且不支。非后人学识不如前人,《周官》之法亡,而《尚书》之教绝,其势不得不然也。”

  20世纪60年代初,他了解到学生普遍营养不足,立即打报告请求提高伙食标准并得到批准。他在学校建立女生工作委员会,调研女学生学习、生活、健康方面的困难,甚至直接协调解决女生宿舍厕位过少等具体问题。前不久,1959级学生吴官正同志专门向清华大学赠送了亲手描绘的蒋南翔校长的素描画像,表达了对老校长的敬意和怀念。

  由此可知,虽然此前早已有了这方面的从业者,但由《春秋》所代表的史学革新,仍然是非常关键的转折——无论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的说法,是否确实是于史有征的,总之都因其演成了儒家的标准说法,所以至少在后世的沿革中,对于中国的史学起到了关键的型塑作用。

教育要实事求是,探索和遵循办学规律

  正因为这样,我们才会顺势看到,对于道义和价值的深切关怀,对于人物品行的评判臧否,对于历史责任的牢牢铭记,也就贯穿始终地成为这种独特史学的典型特征。

  蒋南翔注重从我国国情出发,把国外先进经验同办学实践相结合,积极探索教育规律,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方法制定政策、推动工作,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坚持学习借鉴要有批判的精神。在全面学习苏联的时候,他提出要辩证地学习苏联的经验,既要虚心地、积极努力地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又不能照搬照抄;在我国与苏联关系恶化后,他又说当时学习苏联还是必要的,不能全盘否定。对待清华大学自身的历史,他也能历史地、辩证地分析对待,以科学、实干的精神创造性地开展教育教学工作,使清华始终保持良好的教风和学风。因此,陈云同志评价他“一生唯实求是”。

这种把对于往事的记述看得“惟此为大”的传统,一直在中国文明的进程中传递和延续下来

  在得知将要担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消息后,蒋南翔首先去东北实地考察,了解大规模经济建设对高级专门人才的需要。他尊重人才成长的客观规律,主张清华大学不能仅仅是“红色工程师的摇篮”,1952年院系调整时,他坚决制止把清华大学的文科图书调走。清华大学原副校长滕藤曾回忆说:“他说,大学的图书馆不仅是阅读的地方,还是藏书的地方,不能拆得七零八落……他认为清华要加强理科的基础,文化素养也不能降低。”正是有蒋南翔校长的远见,才使得包括甲骨文在内的一大批珍贵文科资料留在清华大学,为清华大学文科日后的复建提供了必要基础。

  进一步说,既然是“《诗》亡然后《春秋》作”,那么进行“作《春秋》”这样的积极主体活动,也就获得了其先入为主的目的和动机。也就是说,人们记述、提醒和评论往事的基本目的,不可动摇地在于修正和扳回此后的历史轨迹,使之逐渐返回到那个足以产生“思无邪”的《诗经》的淳厚年代,这也就是所谓有着“王者之迹”的“三代”。

  20世纪50年代全面学习苏联的时候,蒋南翔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强调“采取批判的态度吸收一切国家有用的东西”。当时苏联专家强烈反对清华大学建立无线电系,但蒋南翔凭借他对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趋势的把握,凭借他对教育规律的理解和过人的勇气,极力说服苏联专家组组长。1955年,他不顾苏联专家反对,向周恩来、陈毅等中央领导同志提出创办原子能专业和应用理科专业的请求。在中央的支持下,清华大学率先设立了电子系、自动化系、工程物理系和原子能研究所,并加强了土建、水利、机械、电机、化工等系的建设。

  对于这一点,如果那些有考古癖的还原主义者,此刻又想科学地来“古史辨”一把,那是根本没有用武之地的——就算这个理想化的“三代”,是被前人虚拟地幻想出来的,然而对于后人来说,他们对于“三代”的不断热心怀想,却也是现实存在和确凿无疑的。

  1958年开展教育革命期间,许多学校停课闹革命、搞大批判。蒋南翔提出,学生劳动时间不要过多,使清华大学尽量不停课搞教育革命,避免了教育质量的滑坡。他坚决反对形式主义、本本主义、教条主义,认为上级指示要结合学校实际进行“翻译”,提出“凡为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东西,上帝也拉不转来”。在他的鼓励和支持下,依靠一支平均年龄只有23岁半的师生队伍,清华大学克服了中苏交恶和三年自然灾害的种种艰辛,在1964年国庆时建成了中国第一座自行设计、建造、运行的核试验反应堆。当年参与反应堆建设的清华大学原校长王大中院士曾经感慨万千:那时大家都很年轻,20多岁的年纪,条件也很艰苦,用的是手摇计算机,但后来实验证明,实验的数据与他们的计算结果是一致的,而且反应堆的启动是一次成功的。“这不仅培养了一支队伍,掌握了反应堆的设计技术,而且更重要的是培养出一种精神,一种严谨求实的科学作风,一种敢想敢干的创新精神。”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就不妨说,实则此后的中国历史,就是在以一种“向后回溯”的表面形式,来独特地展开其向前的展望,和开辟其发展的路径。它很有理由地认为,要是没有对于原初人类生活状态的理想假设,也就失去了让后世复归于此的说服力。

  蒋南翔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提出“教育、科研和生产三结合”的重要思想,鼓励和支持学生在生产实践中巩固理论知识、提高业务水平,反对学生做满腹经纶、不会分析解决问题的“两脚图书馆”。密云水库是北京的“生命之源”。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这项保证北京千家万户用水的民生工程,居然是清华水电系教师带领学生“真刀真枪”的毕业设计。水利泰斗张光斗院士在回忆密云水库的建设历程时说,“1958年,毛主席讲了‘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南翔同志贯彻这个教育方针,提出要培养学生有共产主义精神,有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群众观点、劳动观点。水利系开展了‘真刀真枪’做毕业设计,南翔同志大力支持,提出要获得教学、生产、科学研究和思想工作的全面丰收。”

  由此,就可以顺便澄清一个由来已久的误解了。自从中西文化在近代碰撞以来,人们便一直循着“种加属差”的定义规则,来寻找某种导致中国“落后”的肇因。而这样一来,跟没有“悲剧”的文体大体相同,人们也一直在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荷马式的“史诗”文体,而深深地引以为耻。

  理论联系实际、广泛开展实践教育的思想在清华大学源远流长、枝繁叶茂。如今,清华大学土水学院的大三学生每年暑假都要到三峡水电站去实习,清华的大学生研究训练计划、机械创新大赛、挑战杯等各类赛事如火如荼,有的已经走出校门、走向全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生接受实践锻炼、激发创新精神。

  有意思的是,大概正是为了洗雪这种“国耻”,还专门在这么一个现时代,在位于中国境内的西藏,发掘出举世最长的中国史诗——《格萨尔王》。

办学要深入群众,培养和保持良好作风

  然而,如果把思想解放一下,反而可以转而悟到,不再依靠盲诗人的集体传唱来记述往事,正说明古代中国早在往事记述方面,有了更加个性化的、从而更加发达的写作方式。也正是这一点,才使得史学在中国社会的权重更大。

  蒋南翔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团结引导知识分子,依靠教职工办学强校,养成了注重实干、深入群众的工作作风。他重视党对知识分子工作的领导,针对知识分子的特点开展工作,提出引导教师在政治上“各按步伐,共同前进”。他团结和尊重学校中一切有经验的教师,主张“团结百分之百”,注重发挥业务骨干的作用,认为“大学的质量取决于师资,尤其是教授的水平。”他亲自做刘仙洲等一些著名教授的入党培养和发展工作,引导广大教师在“又红又专”的方向上实现“两种人会师”。他强调教师和教职工队伍“两个车轮并重”,从政治、业务、生活上关心爱护教职工。

  这种尊重史学的文化心理,作为一种必备的文化修养,当然也同样传递给了后来的统治者,对此只要看看范祖禹的《帝学》,就可以获得笃定的了解。而由此就更反过来保障了中国历代史官的高尚地位,从来都跟西方历史学家的地位完全不同。

  他倡导“基层出政策”,坚持深入基层、密切联系师生,虚心向群众学习。他刚到清华工作时说,“我没有学过工程。我自己不懂业务,但可以作为一个见习生,向其他有经验的教师和职工同志学习。”他在主持起草“高校六十条”时,亲自深入一线开展调研,强调每一个条款、每一个提法都“应是总结经验的产物”。他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曾经形象地说,“党是发动机”“发动机不能漏气”,要求领导班子既懂教育、又能团结战斗。

  我们再看看素为历代士夫所重的官修正史,再回想一下它的俨然编修过程,也同样可以知道,这种把对于往事的记述看得“惟此为大”的传统,的确是一直在中国文明的进程中传递和延续了下来。

  蒋南翔凡事以身作则、躬体力行。1957年,他提出要“争取至少健康地为祖国工作五十年”,在新林院运动场、在西大操场、在学生的跑步队伍中,经常出现他锻炼的身影。他密切联系师生、倾听群众呼声,主动深入基层一线调查研究,和一批教授、青年教师、学生及职工交心做朋友。他认为,当时全校的教授、副教授“108将是学校的稳定因素”,连续多年组织老教授的双周座谈会,深入了解教授们的意见和要求,亲自在物理教研组和学生班级蹲点,掌握第一手情况。他常和基层干部一道“解剖麻雀”、总结经验,集中群众智慧,进行理论概括,然后加以推广,使学校各项政策既有理论高度又符合实际,有力地推动了清华大学的快速健康发展。

  另一方面,正由于有了“《诗》亡然后《春秋》作”的道义起点,有了圣人训诫的耳提面命,又使得中国的那些史家们,即使身在官场甚至宫中,也仍然相当程度地保留了“秉笔直书”的史德。在这方面,正如人们所长期熟知和传诵的,出现过许多非常感人的英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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